自改革開放以來,規模經濟逐漸在神州大地上被點燃。在這數十年間,它不僅為中國地方經濟發展造就了世界級的“神話”,也為日后的發展困境埋下了伏筆。
一、規模狂奔數十年,地方經濟卻失速了?
每次講到地方經濟與規模經濟的問題時,總會有一個典型的城市浮現在大眾視線——鶴崗。它乘過中國規模經濟狂奔的東風,卻又在經濟轉型這場大戲中黯然退場。
鶴崗,一個2019年火爆全網的城市。它成為網紅城市的緣由與今天的淄博、榮昌毫不相干。“5萬一套房”,才是它爆火的標的。彼時,中國的房價尚未開啟下行之路,人們不禁思考,為什么這座城市的房價這么“感人”?
1、傳統資源依賴地區經濟的“達摩克利斯之劍”
上個世紀五十年代,鶴崗曾被列入"一五"計劃重點礦區。伴隨著這個響亮的名聲,1978年,鶴崗的煤炭生產量突破千萬(數據來源:鶴崗人民政府官方網站),躋身全國前十。而煤炭的產量上漲,讓鶴崗快速地集聚了一大批煤炭產業相關的企業,比如鶴崗市興山煤礦、鶴崗市東興二煤礦、新一煤礦等。這些企業的蓬勃發展為當地居民生活帶來極大改善。九十年代,在中國絕大部分小城市還在為基建發愁時,鶴崗的基礎建設卻如雨后春筍般涌現,比如“五號水庫”“俄阿穆爾捷特口岸”、“九州大酒店”等。如此可見,在規模經濟發展上,鶴崗確實曾經風光無兩。
不過,茨威格曾說:“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,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。”這句話對鶴崗也同樣適用。當鶴崗上下都沉浸在煤炭行業蓬勃發展帶來的喜悅時,這種單一城市經濟模式的能量也總有被消解的一天。很快,鶴崗的煤炭經濟發展就陷入了囧途。
2、堅持單一的發展驅動地方經濟只能深陷停滯的泥潭
2011年,國務院批準了第三批共計25座資源枯竭城市,其中就包括鶴崗市。彼時,甚至更早的時間,鶴崗的經濟就開啟了不斷下行之旅。
從鶴崗政府統計端口可知,在被確定為資源枯竭城市之后,相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躍升,鶴崗的城市經濟發展幾乎陷入停滯。大部分時間內,鶴崗地區生產總值處于緩慢上漲的狀態,增幅明顯低于國民生產總值(根據國家統計局和鶴崗統計局數據顯示,以2019年為例,鶴崗地區生產總值增幅為3.7%,國民生產總值增幅為6.0%)。
(△數據來源:鶴崗統計年鑒)
與此同時,鶴崗的人口和產業結構都陷入了不同的窘境。先從產業來說,煤炭產業衰敗并沒有撼動工業的核心地位。2022年,在這個高速發展服務經濟的時代,鶴崗的工業占比依舊能夠達到驚人的38%。而因2019年那場意外之機稍微提振的服務業(第三產業占比一度達到41.8%),也很快歸于原點(2022年,該項數據為36.5%,以上數據來源均為鶴崗統計年鑒)。
而人口流失,似乎是鶴崗經濟衰敗更加具象的證明。2015年,鶴崗尚且還有105.6萬人。然而,此后近十余年,鶴崗戶籍人口數量一路下行。截至2022年,鶴崗的人口甚至低至94.5萬人。
在今天的中國,像鶴崗這樣的城市還有很多。它們紅極一時,也曾鑄就輝煌,卻在規模經濟失速之后,陷入了結構性的危機(比如產業空心化、人口塌陷等)。而在規模經濟逐漸失速的情況下,推動地方經濟轉型升級被提上了日程。而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,地方政府究竟會遇到什么現實問題?
二、規模經濟的泡沫破滅,地方經濟轉型升級面臨何等現實問題?
在很長一段時間內,規模經濟給中國地方經濟的狂奔注入了一劑興奮劑。又或者說,它不僅是地方經濟的興奮劑,也是地方政府的興奮劑。在盲目追求規模經濟的同時,地方政府上馬了很多“高大上”的項目。誠然,這些“高大上”的項目,曾給地方經濟帶來過繁榮的景象。然而,在這個全球經濟下行的時代,它們也給地方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問題和壓力。這些項目背后的產業經濟發展邏輯,更是如今地方經濟提振不得不面臨的難關。
1、先求“大”,則難求“精”
“買買買、合合合、圈圈圈、大大大、好好好。”這句話是許家印的名言。同樣,它也似乎是中國地方經濟的某種寫照。很長一段時間內,地方政府趨向于盲目追求規模和體量,忽視產業的精細化發展。而這樣的產業發展思路,給中國地方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。
(一)規模膨脹,深陷地方債務陷阱
2020年7月12日,一則《親眼看看獨山縣怎么燒掉400億》的視頻引發關注,22分鐘的紀錄片把這個位于貴州最南端、曾列入貧困縣名單的小縣城推上了風口浪尖。
(△獨山縣現狀圖)
獨山縣,隸屬于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,是出了名的“貧困縣”。可是,它又為何會燒掉400億的資金呢?
2010年,新領導潘志立空降到當時還是國家級貧困縣的獨山。他認為,獨山縣招商引資的不利,是因為吸引力明顯不足。于是,任職期間,潘志立做了兩件事。一是超前謀劃了“一城六區八鎮”。二是大面鋪開大學城、經濟開發區、工業園區、文化旅游園區等一系列項目。當時,他還特別青睞一項明星工程“傳奇影視城”。這一計劃體量為浙江橫店影視城兩倍的巨無霸,號稱要打造“世界第一”景觀。然而很快,這個巨大的項目就因為資金斷鏈而擱置了。但這樣的事情還絕非只此一例。因這些爛尾項目而產生的巨大融資成本不斷侵蝕著獨山縣的財政。據相關報道可知,截至2020年6月末,獨山縣政府債務余額135.68億元,三都縣政府債務余額97.47億元(三都縣和獨山縣為相鄰縣城,共同融資舉債打造古城、水司樓、賽馬場等項目。上文提及的債務金額,除卻兩個縣城的政府債務,剩余為企業債務)。這驚人的債務明顯不是一個小小的貧困縣所能承受的,在化債的道路上,獨山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(二)巨量閑置資產,正侵吞著地方產業活力
正如上文所說的獨山縣,不僅面臨著巨大的政府債務,還面臨著更加絕望的困境——如何盤活閑置資產?在那個火爆全網的視頻中,很多建筑,如古風博物院、水司樓、盤古莊等基本處于爛尾和空置狀態,無人施工或看管。而這些真金白銀堆砌起來的資產,最終成為獨山縣繞不過的難題。
自主運營?這里商業氛圍薄弱,租戶難招且盈利能力差,收益甚至難以覆蓋人力成本。引入專業機構?地點偏,產業結構單一且協同性差,人流量明顯不足等問題讓很多公司都望而生畏。與其說它們是閑置資產,不如說是燙手山芋,正佇立在每個獨山縣的人心中。
(△獨山縣現狀圖)
2、先求“全”,則難求“專
不落選項,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執拗。這一點,也體現在地方經濟的發展邏輯之中。不把雞蛋集中放在一個菜籃子里,似乎是一種正確的發展觀念。但這樣的發展觀念,對于很多資源有限的縣域經濟來說,似乎并不那么友好。而在追求全面發展的道路上,很多地方政府反而迷失了真正的前進方向。
(一)方向不清,追求大而全
正如上文所講的獨山縣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一個小小的貧困縣,如何能夠同時承載大學城、經濟開發區、工業園區、文旅園區等一系列項目的人流和招商需求呢?從旁人來看,這似乎是難以達成的等式,但是對于當地的縣政府來說,卻是一個難以割舍的美夢。究其根本,獨山縣需要什么產業?有什么稟賦?能發展什么產業?主攻方向是什么?如何進行三產融合?這似乎又是另一個問題了。可正是這個問題,才恰恰是獨山縣經濟發展必須思考的問題。而若是當地政府處于“方向不清,又鐘情追求大而全”的思想誤區,必定會產生嚴重的后果。
(二)同質化嚴重,缺乏地方特色
當頂層設計方向不清晰時,同質化似乎是一個必然結果。近年來,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很多風格相似的古風小鎮,比如說張家界的大庸古鎮。
大庸古城,位于湖南省張家界市永定區(原大庸縣),是張家界市重點打造的文旅項目。項目啟動之初,張家界政府對其懷抱著無盡的希望。2016年,張家界市委、市政府確定大庸古城為年度全市十大重點產業項目。但是項目落成之時,這個重點產業項目卻遲遲無法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。據澎湃新聞報道,僅2024年上半年,張家界大庸古城發展有限公司凈虧損約6438.41萬元。而同時,鳳凰網曾報道,大庸古城投入運營后,有時日均購票人數甚至不足20人。這些數據令人驚嘆不已。可為什么這樣被寄予厚望的文旅項目營收卻如此慘淡呢?究其根本,大庸古鎮從布景、業態再到風格均與其他古鎮嚴重趨同,甚至被游客戲稱為“臭豆腐、竹筒奶茶、‘想你的風’三件套”的復制品。這種盲目模仿的流水線產品,很明顯已經難以俘獲中國游客的芳心。
(△大庸古鎮現狀圖)
同時,在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,同質化的困境并不僅限于文旅,還深深地影響著農業和工業。比如2000年到2010年期間,在政策扶持下,全國多地紛紛上馬光伏項目,導致產能嚴重過剩。2012年,全球光伏市場萎縮。同時,歐盟也對中國出口的光伏組件進行了雙反調查(反傾銷+反補貼),部分中國光伏企業因過度聚焦低價競爭而破產。而農業更是同質化困境的高發區,比如紅極一時,讓果農趨之若鶩的“陽光玫瑰”、“贛南臍橙”等,無一不展現農業發展的同質化和滯后性。
方向不清,盲目追求大而全,加劇了地方經濟和財政問題的惡化;盲目跟風,導致區域產業同質化嚴重,企業常年疲于低維競爭,缺乏創新力,最終惡性循環。由此可見,這種不科學的發展觀念對地方經濟產生了何等深刻又惡劣的影響。
3、先求“快”,則難求“質”
“快”這個字其實并不適配產業發展。一個產業在一個地方萌芽,扎根,然后成長,是需要時間的。但在政績催化下,“快”似乎變成了一種標準。欲速則不達,在很長一段時間內,都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魔咒,也為其產業的長效發展埋下隱患。
(一)產業發展質量欠缺,企業流失嚴重
如上文所述,很多縣域城市不僅無法同時開展很多基建項目,也很難同時發展多個核心產業。但是,明知產業發展條件不達標,還要快速推動該產業招商怎么辦?政策資源包成為當地政府的救命稻草。比如某西部縣城,明明沒有新能源適配的技術、物流和人才基礎,卻盲目通過財政、稅收等手段,強行快速地招引了該類企業。但當政策熱度褪去之后,企業又因各種原因陸續退出當地。由此可見,產業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,是需要充分考慮產業鏈特性和當地的產業基礎、發展稟賦、上位規劃等現實因素,慢慢向下延展開拓。
(二)產業結構割裂,三產聯合不緊密
農業產業化程度低,工業支撐能力弱,服務業發展滯后,產業協同性差且缺乏產業生態鏈,是大部分縣域經濟面臨的窘境。以豫東某農業大縣為例,其第一產業以小麥、玉米種植為主,機械化率低;第二產業僅有幾家面粉加工廠,且無深加工產業;第三產業以農資銷售為主,缺乏現代物流,服務效率低下。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,該縣產業價值低,深陷低維競爭,青壯年勞動力外逃,社會結構性危機嚴重。
上述中國地方經濟發展問題絕非徹頭徹尾的中國特色,相似的發展困境其實也在全球各地不斷上演。2015年,為指導各國政府能系統性解決這樣的發展難題,聯合國193個成員國共同通過了一項全球發展議程——聯合國SDGs(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,可持續發展目標),旨在于2030年實現經濟、社會和環境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發展。而這也是中國地方經濟向前發展的對標目標。基于這一發展目標,地方政府亟需理清地方產業、社會、經濟的發展脈絡,堅持“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開放、共享”的發展理念,夯實并拓展本地核心產業,建立新興產業,切實培育有生命力的種子型產業載體,充實產業發展動能,加強產業升級能力。
(△可持續發展目標簡介圖)
而在這一過程中,地方政府需要一個能夠聯動三產且杠桿效應強的抓手。文旅產業,恰好是這樣一個杠桿效應強且見效明顯的產業融合發展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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